1976年1月，北京的寒风裹着雪粒拍打301医院住院部的窗玻璃。病房里，粟裕挥手让值班护士退下，他示意坐在床头的朱楹取纸笔。那天，久病之人的声线有些发干，却透着熟悉的军令味：“时间不多了，把我记下来的东西都整理出来。”朱楹心头一震配资门户，明白老将军准备动笔写那部迟到太久的战争回忆录。
与口述同步出现的，是夫人楚青准备好的厚厚资料夹。自从新四军时期相识，她就习惯帮粟裕保存电报、作战简报、甚至一张随手涂鸦的地图。在长期战地辗转中，这些被汗水、泥土浸透的纸张反复晾晒，竟比很多官方档案更完整。此时，它们成了回忆录最原始的“情报库”。
2月初的几次口述进行得并不顺畅。粟裕头痛发作时，往往一句话卡在喉咙半分钟都说不出来。楚青拿温热毛巾替他敷额，试探着问：“要不先休息？”他摇头，坚持把刚回忆出的细节扩展完，再闭眼缓一口气。朱楹只好把录音磁带反复倒带，确保每个数字、坐标无误。
进入夏天，老将军状态稍有起色。聊到1948年秋，话锋明显加快，华野、中野协同、双堆集包围圈的形状，他几乎不用稿纸，就能在空中比划出轮廓。不过，一提到统帅权的转移，他停顿了。短暂沉默后，他只给出一句指令：“淮海战役，另请邓小平定稿。”朱楹追问缘由，粟裕笑答：“主角不只我一个，横看竖看，他记录更合适。”
秘密电报能说明他的顾虑。1948年10月31日，他主动向中央建议把华野主攻权交陈毅、邓小平统一指挥。同日，他又在战场态势图旁批注“集中兵力于一点，速决徐蚌”。正是这种自我“降格”，让前线几十万大军呈现高度协同，也让后世历史研究者难以简单评功摆位。粟裕认为，倘若由自己动笔，一言一语都可能被外界误读为邀功。
整理工作断断续续。1981年2月，粟裕突发脑溢血。醒来后，他的吐字速度跌到常人一半。楚青把提纲切成几十张卡片，逐条发问，避免长句耗费体力。即便如此，一个下午也只能完成两三百字。朋友劝她“差不多就行”，她回答：“他打仗时不怕拼命，我帮他写字也不能松劲。”
1984年2月5日凌晨，粟裕病情恶化。弥留之际，他抓住楚青的手，气若游丝却清晰，“淮海战役……记得，找小平同志。”这是他对那场大战的最后交代。五天后，噩耗传到各大军区，老兵们在电话里沉默无语。
追悼结束，楚青并未让骨灰坛成为终点。她写信给中央军委，申请继续整理遗稿。时任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批示：“全力支持，所需资料、人手由总政协助。”于是，朱楹回到原岗位，几位年轻军史研究员加入，开始长达四年的编纂。
在近四十万字的书稿里，粟裕对赣南水南战役、鲁南临沂突围、渡江东进等段落详加描述，却对淮海只留下一页纸。“作战全局由陈邓统一指挥，华野执行得力，中野配合及时，后勤与民夫功不可没。”寥寥数行，暗含分寸。有人觉得遗憾，却不得不承认，正是这种克制，让后来的军事史研究保持了多元视角。
书稿付梓前，编辑部收到一首未署年的词《沁园春·淮海战役》。经笔迹鉴定确为粟裕手书。词中没有“我”，只有“百万人推山倒海”。楚青反复衡量后，将其作为附录放在再版末页，不做注释。
1988年，《粟裕战争回忆录》公开发行。军内外评论多集中在两个字：精准。没有宏大叙事，没有自我神化，每个战场数字都对得上档案卷宗。至于读者最想看的“淮海篇”，仍留白。直到1994年，总政编印《邓小平军事文选》，那部分战役细节才由另一支笔补齐，两本书拼合起来，成为研究淮海战役最可靠的双重证言。
今天查阅当年采访记录，朱楹写下这样一句旁白：“老首长的枪口永远对着敌人，笔锋却总替同志留余地。”一句话，道尽粟裕为何坚持让邓小平来写淮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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